文：梁慕靈 「幼稚」 一個人如果沒有戀愛過，就會以為自己一直都很成熟。
兩國在報仇之名下，彼此殘殺無數無辜的平民。然而，隨著劇情推進，觀眾對漫畫的世界觀不再局限於三幅巨牆，反而得知牆外另有世界，更開始逐步了解巨人的真相和兩國之間的歷史。
這種把怪獸與歷史混為一體的詞語，表達了歷史本身就是一種有關怪獸的書寫和紀錄，王德威藉此進入中國文學，研究當中的怪獸性與歷史的關聯。這又與只會痛罵島民是惡魔的馬萊人又有何分別呢？ 在現今這個世代生存，我們無疑都是受害者，被新自由主義和各種意識形態所影響，又無力改變，從生下來就沒有多少選擇的權利，成為歷史的受害者，肩負各種自己無法決定的歷史包袱。千萬巨人所組成的牆，不但封閉艾爾迪亞人的自由，包圍著被消除記憶的牆內之民。但正如被咬碎前的馬可所說，我們都還沒有好好地溝通過，不是嗎？而在你嘴巴吐出一句句傷害他人的愚昧之詞前，能不能好好停下來溝通一下？ 在漫畫最終話，艾倫的犧牲永遠終結了彼此殺戮的惡性循環。我們能從這部猶如編年史的巨著中得到的，不應只是去歷史化的文化消費，不應只注重挖掘漫畫中對自由、友情等抽象概念的探討，空談甚麼自由的哲學，而不將其與現實比對。
海另一邊的敵人原來只是想捍衛自己家園的普通人。舉例來說，當今女性的弱勢地位，又何嘗不是自啟蒙時代以來已經存在的歷史問題呢？若我們一邊無知地物化女性，品評她的身體，因為自己不是女性而無視各種職場、社會和網絡上的歧視現象。類似的案件層出不窮，多到檢察官們都快失去新鮮感了。
移送書裡寫本案「調閱監視器破獲」，但卷宗附的卻是一張「空白光碟」，書記官打電話到報告分局詢問，對方卻天兵回報：「檔案被覆蓋，滅失了。」不只如此，甚至連《刑事訴訟法》明文規定應該全程錄音或錄影的警詢檔案都可以滅失。其次是民眾到地檢署提出申告（包含濫告）。想抗議嗎？檢察官發函到警局要求補正證據與精緻調查的結果，往往是得到「這是沒有意義的事情，快速結案才是正軌」的私下耳語，勸告檢察官「乖一點」、「不要破壞檢警關係」。
鴿就是鴿，不要叫我進化 警察在實務上為了專案績效鋌而走險、不顧正確程序辦案的事時有所聞，然而根本的問題，就我過去聽聞、看到的來說，也許從訓練警察的基礎教育就開始了。實際上就是放剛滿二十歲的年輕人出去冒險」，或者「法律面都是死板板的背書，但是沒有實務上法律運用的傳授。
我就曾在處理一件恐嚇案件時，面臨告訴人當庭跳起來抗議：「檢察官，在庭的這位被告不是打恐嚇電話給我的人，我有跟警察說了。反正只要有人可以送，當作有破案就好，是不是真的犯罪行為人、還是只是替罪羔羊都不重要」，這是基層員警熟知，拿來應付「破案率」的技巧，也是地檢署收到不少「被告不是真正犯罪行為人」荒謬案件的主因，尤以竊盜、毀損、傷害案件最多。文：吳忻穎 第六章 群鴿亂舞 偵查檢察官的案件來源，以司法警察移送的案件為大宗（除了民眾到警察局報案的案件外，也包含警方主動挖掘的案件源）。過去我接手一件某分局報指揮、前手檢察官聲請羈押並獲准、數名被告在押的案件時，就算這個案子和槍械有關，但由於該案並不是發生在評比「打鐵」（查槍）、「掃黑」（查組織犯罪）期間，對專案績效分數沒有太大意義，該分局報指揮並抓到被告，將人犯解送到地檢署、檢察官聲押後，便拍拍屁股撤手不管。
」被告也抗議：「檢察官，我有跟警察說我的手機被人拿走，對方也說他要告的不是我，為什麼我是被告？」 此外，也有明知監視器裡的竊盜行為人長得跟被告一點也不像、顯然並非當事人，警察還硬是移送，還有查不到詐騙行為人，就乾脆將被駭客入侵的那間公司的資訊系統工程師列為詐欺被告。技術上的體技很多都在套招」。後來承辦人調動，這個案子的警方卷宗竟然還全部不翼而飛，直到檢察官聯繫該分局，大夥才如夢初醒，驚覺出現重大失誤。為什麼會有這種荒謬事？因為分局查不到真正犯罪的人是誰，又迫於某些壓力，便把無辜的人送進了地檢署當交替。
此外，在各種「專案」期間，地檢署還會收到大量顯然不構成犯罪，但為了衝高績效報表而硬移送的案子。在非「專案」期間產生的案件，對警察機關某些責任感較低的人而言，只要找到被告、移送、向媒體交差了事就好了，而且只要辦理移送就可以賺到分數，至於證據是否充分、是否到達起訴門檻、是否有人被冤枉了，並非績效評比的重點，要他們放在心上實在是件難事。
不只偵查隊、派出所要衝績效，連不諳刑事犯罪偵查的「行政組」等單位也跑出來插一腳，「群鴿亂舞」之下，就連打扮清涼、穿著小可愛的女子照片都可以被當成「猥褻物品」呈報，還有大量不區分狀況，一律將「選物販賣機」（夾娃娃機）當成賭博案件移送的荒唐狀況。「某些長官在沒有充分的犯罪證據的情況下，告訴基層調閱鄰近監視器看有沒有轄內前科犯經過，『技巧性』讓他承認就好。
再次之則為檢察官自動檢舉案件、上級檢察機關交辦或發回、其他來源等。例如：告訴人與證人指認肇事逃逸的犯罪行為人是男性，但警察移送的被告卻是女的會落得如此結果的癥結點在於，警政機關為了應付媒體，想塑造很有效率的假象，過度「求快」、「求曝光」的結果便是無法精緻辦案，除了搞砸案件之外，還有造假的問題。不只偵查隊、派出所要衝績效，連不諳刑事犯罪偵查的「行政組」等單位也跑出來插一腳，「群鴿亂舞」之下，就連打扮清涼、穿著小可愛的女子照片都可以被當成「猥褻物品」呈報，還有大量不區分狀況，一律將「選物販賣機」（夾娃娃機）當成賭博案件移送的荒唐狀況。後來承辦人調動，這個案子的警方卷宗竟然還全部不翼而飛，直到檢察官聯繫該分局，大夥才如夢初醒，驚覺出現重大失誤。「某些長官在沒有充分的犯罪證據的情況下，告訴基層調閱鄰近監視器看有沒有轄內前科犯經過，『技巧性』讓他承認就好。
為什麼會有這種荒謬事？因為分局查不到真正犯罪的人是誰，又迫於某些壓力，便把無辜的人送進了地檢署當交替。過去我接手一件某分局報指揮、前手檢察官聲請羈押並獲准、數名被告在押的案件時，就算這個案子和槍械有關，但由於該案並不是發生在評比「打鐵」（查槍）、「掃黑」（查組織犯罪）期間，對專案績效分數沒有太大意義，該分局報指揮並抓到被告，將人犯解送到地檢署、檢察官聲押後，便拍拍屁股撤手不管。
因為肩扛績效壓力，被迫一定要在專案期間內「做出成績」，在理論上主要工作是行政警察角色的派出所員警，只好忙著線上無票抓人，角色、職責混亂，不只如此，三不五時還有一些對刑事偵查不具專業的內勤單位跳出來作亂，視偵查隊若無物，透過「上級」施壓偵查隊辦理移送，導致偵查隊被員警戲稱為「移送隊」，在一堆繁複的公文中坐困愁城，地檢署則被一堆蒐證不完備、程序有疑義的案件癱瘓，檢察官忙著不起訴處分。我就曾在處理一件恐嚇案件時，面臨告訴人當庭跳起來抗議：「檢察官，在庭的這位被告不是打恐嚇電話給我的人，我有跟警察說了。
例如：告訴人與證人指認肇事逃逸的犯罪行為人是男性，但警察移送的被告卻是女的。在非「專案」期間產生的案件，對警察機關某些責任感較低的人而言，只要找到被告、移送、向媒體交差了事就好了，而且只要辦理移送就可以賺到分數，至於證據是否充分、是否到達起訴門檻、是否有人被冤枉了，並非績效評比的重點，要他們放在心上實在是件難事。
想抗議嗎？檢察官發函到警局要求補正證據與精緻調查的結果，往往是得到「這是沒有意義的事情，快速結案才是正軌」的私下耳語，勸告檢察官「乖一點」、「不要破壞檢警關係」。」被告也抗議：「檢察官，我有跟警察說我的手機被人拿走，對方也說他要告的不是我，為什麼我是被告？」 此外，也有明知監視器裡的竊盜行為人長得跟被告一點也不像、顯然並非當事人，警察還硬是移送，還有查不到詐騙行為人，就乾脆將被駭客入侵的那間公司的資訊系統工程師列為詐欺被告。再次之則為檢察官自動檢舉案件、上級檢察機關交辦或發回、其他來源等。類似的案件層出不窮，多到檢察官們都快失去新鮮感了。
鴿就是鴿，不要叫我進化 警察在實務上為了專案績效鋌而走險、不顧正確程序辦案的事時有所聞，然而根本的問題，就我過去聽聞、看到的來說，也許從訓練警察的基礎教育就開始了。移送書裡寫本案「調閱監視器破獲」，但卷宗附的卻是一張「空白光碟」，書記官打電話到報告分局詢問，對方卻天兵回報：「檔案被覆蓋，滅失了。
實際上就是放剛滿二十歲的年輕人出去冒險」，或者「法律面都是死板板的背書，但是沒有實務上法律運用的傳授。許多第一線執法的基層員警時常抱怨：「學校訓練不足」、「學校訓練根本不重視法規在實務上的正確解釋與運用」、「學校教的，出來從事實務工作，發現用得上的不到十％」、「因為學校什麼都沒教，所以顯得警察太重視On Job Train，什麼事都要等到遇到了、有人教才知道要怎麼做。
技術上的體技很多都在套招」。反正只要有人可以送，當作有破案就好，是不是真的犯罪行為人、還是只是替罪羔羊都不重要」，這是基層員警熟知，拿來應付「破案率」的技巧，也是地檢署收到不少「被告不是真正犯罪行為人」荒謬案件的主因，尤以竊盜、毀損、傷害案件最多。
其次是民眾到地檢署提出申告（包含濫告）。案件是不是「專案」的重點，也會影響承辦員警的心態。此外，在各種「專案」期間，地檢署還會收到大量顯然不構成犯罪，但為了衝高績效報表而硬移送的案子。」不只如此，甚至連《刑事訴訟法》明文規定應該全程錄音或錄影的警詢檔案都可以滅失。
文：吳忻穎 第六章 群鴿亂舞 偵查檢察官的案件來源，以司法警察移送的案件為大宗（除了民眾到警察局報案的案件外，也包含警方主動挖掘的案件源）。面對如此龐大的分數要求、專案績效、功獎至上的壓迫，不得不長得愈來愈歪斜的警察體系，也許正面臨空前的危機
《路透社》報導，印尼婆羅洲的農民Albertus Wawan經營著一家小型油棕樹種植園，位於森林保留區上。一系列據此實施新規定，包括放寬油棕樹種植園種植園使用森林土地，也持續引發爭議。
部分西方國家因為森林砍伐的疑慮，已對棕櫚油設下更嚴格的審查，像Wawan這樣希望自己的土地可以透過新規定合法化的數千名小農，也引發環保團體關注。《Mongabay》報導，綜合法案一系列去管制化規定下，2月2日，印尼政府也將棕櫚油煉製過程產生的廢棄物——廢漂白土（Spent Bleaching Earth,SBE），從有害工業固體廢棄物名單中剔除。